第六章 向老子求教
一
孔子的办学成就，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并引起鲁国贵族的重视。
最先注意到孔子的是鲁国卿大夫孟僖子。
孟僖子是鲁国三家当权者之一。三家为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皆为鲁桓公之后，故又称三桓。三家的继位者皆为卿，分别任司徒、司马、司空。鲁国的实权全部操纵在三家之手，国君则无实权。
鲁昭公七年，楚灵王的章华台落成，请各国诸侯参加典礼。孟僖子随同鲁昭公前往并负责外交礼仪。可偏偏孟僖子不懂礼仪。途经郑国，郑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鲁昭公时，孟僖子竟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孟僖子又不知如何妥善应对。在楚国，甚至遭到对方的戏弄。经过这次挫折后，孟僖子深深认识到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他不仅自己下决心研究礼仪，而且重视物色熟悉礼仪的人才。当时，孔子在鲁国钻研礼乐，办学已经成名，不仅讲礼，还经常带领学生相礼，这自然引起孟僖子的关注。
鲁昭公二十四年2月25日，即孔子34岁那年，孟僖子病故。临终前，他嘱托管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即孟懿子（仲孙何忌）与南宫敬叔（仲孙阅），送到孔子那里学礼。下面便是他的遗嘱：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致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恭）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仲孙阅）与何忌（仲孙何忌）于夫子（孔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
这是研究孔子家世以及孔子与鲁国贵族关系的一段很重要的资料。
孟僖子临终前讲述孔子先祖事迹，将孔子称为“达人”，这说明他事先已经做过了充分的考察，对孔子的关注已有时日。自昔日季孙氏家臣阳虎以孔子未入士林而加侮慢，到现在鲁当权贵族主动送子上门求教，整整过去了17年。在这17年中，孔子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所赢得的学问地位和声誉，更加懂得了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孟僖子以“圣人之后必有达人”的门第观念评价孔子，并且送子学礼于民间私家之学，本身就反映了他对孔子学问以及孔子私学的高度认可。这为孔子其后教育事业的巩固发展和他以后的从政活动打开了大门。这一点，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孔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孟僖子两个儿子的到来，给孔子带来了一次到东周洛邑问学的绝好的机会。
京城洛邑当时为周王室所在地，是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大量的文物瑰宝、简册档案，保留着被人们认为最完备、最典型的礼仪制度，不仅是周代文化荟萃之处，还是学习探索华夏文化特别是三代礼乐文化的理想之地。孔子曾经到宋国学习过殷商之礼，也曾经到郑国向子产学习政治，但他在鲁国学的主要是周礼，可周礼的大本营，首善之地，毕竟是在周王朝的国都洛邑。而且在那里，还有一个高人老子，这早已经让孔子神驰已久。能到京城实地考察，求学问礼，以便掌握正宗的周礼，对礼乐文化作深入了解和研究，对于热爱传统礼乐文化、“好古敏求”的孔子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从鲁都到洛邑，千里迢迢，行程艰巨，而且需要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贵族介绍引见，才能见得到一些王室官吏，查阅到王室秘藏的典册史记，一切都困难重重，难以如愿以偿。然而，上层贵族南宫敬叔来到孔子门下拜门，这给孔子带来了“西观周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希望。孔子认为这位学生或许能帮助他玉成其事。
终于有一天，孔子向南宫敬叔透露出心迹：
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家语·观周》）
南宫敬叔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也乐意帮助老师实现其愿望。
当时，孟僖子刚去世，南宫敬叔还在为父亲守丧期间。大概是趁鲁昭公因丧事而见南宫敬叔的机会，南宫敬叔便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有关孔子的情况及老师孔子欲往京城的想法告诉了鲁昭公，并且请求道：
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孔子家语·观周》）
鲁昭公当即答应了南宫敬叔的请求。他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僮仆，以供孔子京师求学之用。
鲁昭公的政府支持与经济上的资助，不仅为孔子远途旅行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而且也提高了这次赴京的声势。对于孔子来说，自然是喜出望外。
孔子终于得到了由国君资助赴洛邑求学问礼的珍贵的机会。
二
孔子到了东周，见到了老子，并向他学礼。
司马迁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学识渊博、熟悉历史，精通古代典章礼仪制度，通上下古今之变，社会阅历丰富而又年高德劭。
据说，孔子见到老子，向他求教，大概是孔子先侃侃而谈，向老子展示了一下自己对于历史文化掌握的程度与见解。老子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是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君子如果时运好，能得到明君的帮助，就出来做官，做成一番事业；可是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明君，那就不妨随波逐流，一切听之于命运的安排，没有必要去勉强为难自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是老子对孔子讲的第一句话。
二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没有客套与常人会晤时的那些弯弯绕。
老子对孔子的直率之语，当头给兴冲冲的孔子泼了一盆冷水，这对正值年轻气盛的孔子而言，不啻于醍醐灌顶，又如同当头棒喝。要知道，此前的孔子，以孤贫之身锐意进取，不折不挠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行。老子这样让他泄气的话，一定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
老子观察到孔子脸色的变化，但他并没有打算停下话来。而是继续提醒：年轻人呀，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
灵活。
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都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个愚钝的人。请戒除你自己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你身上过多的欲望，戒除你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吧，这些对你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你的，也就这些了。
老子在这里不客气地教导孔子：
戒除自己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自己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欲望太多了不好，志向太大了不好。太骄傲了不好，太傲慢了不好，太锋芒毕露了不好。句句都是针对孔子当时的状态和心态。
对于老子一番狂轰滥炸式的箴言，孔子一下子还真的接受不了。
孔子从一无所有到能够有今天的名气与地位，靠的就是他那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但是，老子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也似乎不屑于肯定这一点。
我们可以想象，此时此地的孔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是何等的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的意志坚定、自信自负。这都是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很可能就会陷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循环圈，也不会最终成就大器。
中年以后，孔子骨子里的从容淡定，何尝不是受老子的启发？
当时的孔子，真想一走了之。
不过，涵养让孔子坚持了下来。他冷静下来，默默记下了老子讲给他的每一句话。
确实，在当时，孔子同老子相比，不论年龄、地位、学识、社会经验、观察社会以及对历史文化认识的角度与深度都相差很大，有些方面甚至大异其趣，截然相反。
这不难理解。
不过，孔子毕竟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富有智慧的“达人”。尽管此时此地孔子对老子的告诫还不能体悟，或者体悟不深，更难以照办，但他还是心怀敬意地牢牢记住了老子的这番忠言逆耳。随着岁月的前行、事业的挫折以及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孔子对老子的这番刻骨铭心的教诲自然会有迥然不同于此时此地的感受。史料表明，越到后来，孔子的思想与学说中，越来越多地留下了老子言传身教的痕迹。
这些痕迹，在《论语》一书中是有体现的。
《论语·泰伯》：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宪问》：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公冶长》：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述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这不是老子的思想是什么？道家智慧，孔子也有。我们不能不说，这跟孔子观周之行向老子学习有一定的关系。
荀子在他的著作《荀子·宥坐》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带着弟子到鲁桓公的庙里去参观，看到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倾斜在那里。孔子就问管庙的人：“这是什么？”
管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坐之器。”
什么叫宥坐之器？就是国君座位右边放的一个器具。我们都知道有座右铭，其实古代除了座右铭之外还有宥坐器。座右铭是通过文字来对我们进行提醒、告诫，宥坐器是通过这种器物的形象来对我们进行告诫。
当孔子得知这是宥坐之器后，就说：“哦，既然是宥坐之器，那我知道，当它里面没有装水的时候，它是倾斜的；你把水装到一半，装到正中间的时候，它是端正的；装满的时候，它就倾覆了。”
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来，试验一下，往里面装水。”
当水装到一半时，这个宥坐器果然端端正正地立了起来。
孔子说：“再往里面装。”
水满的时候，宥坐之器果然一下子又倾倒了。
于是，孔子对弟子们说：“小心啊，万物都是这样。一旦自满就一定要倾覆，一旦骄傲就一定要倒台。”
子路说：“老师啊，既然这样，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生完满，并保持完满而不倾覆呢？”
孔子说：“你记住四句话：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聪明要用愚笨来守；功劳要用谦让来守；勇敢要用畏怯来守；富有要用谦卑来守。
孔子说：“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
什么叫损？损，就是减损。孔子实际上在告诉弟子，人生要学会做减法。我们总是想着往我们的人生中填充些什么，务求填满，做加法；实际上人生更重要的是做减法。一个完满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是看你拥有了什么，更多的是看你没有了什么。
《孔子家语·三恕》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孔子正在观看东流之水。子贡问道：“君子每次看到大水，都要驻足观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因为它没有停息之时，而且普遍施惠于万物却显得无所作为。水就像德一样，流动时，总是向着低洼的地方流去；即使弯弯曲曲地流动也一定遵循着向下的原则，这种品性就像‘义’；浩浩荡荡没有穷尽的时候，这种品性就像‘道’；即使流向百仞高的溪谷也无所畏惧，这种品性就像‘勇’；盛装在器皿中的时候不需要盖也不会装得满溢出来，这种品性就像‘正’；水本性柔弱，但是无论多么细微的地方它都能到达，这种品性就像‘察’；从发源地开始，它一心向东流去，这种品性就像‘志’一样；有出有入，万物因此得以变得干净，这就像善于教化一样。水具有如此多的德性，因此君子见到都要驻足观看啊。”
如果上述两个事例都确有其事的话，那就更证明了老子思想对孔子后来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有一定影响的。
老子说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能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九章》）
老子显然认为：如果执着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进一步的盈满，在效果上那就不如自然不求。如果持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聚集，这样的行为就不可能长保。如果金玉充盈于内室房屋，那就无法对此完好守藏。富贵通向骄纵，最后必然咎由自取。功业成就而节制收敛，乃为天然的道理。
老子还说过：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
人生要学会做减法，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都从水等事物中体味到了“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从先生与学生辈分而言，老先孔后。老孔之道，不是也做到了一以贯之吗？
三
拜访老子，确实使孔子受益不少。
通过交流与切磋，孔子从老子那里了解到了一些自己前所未知的思想观点，扩大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除此之外，孔子还从老子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礼的学问。这也是孔子此行观周的主要目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使孔子有机会查阅王室所密藏的典籍档案；二是使孔子有机会向老子请教他不清楚的一些礼仪制度问题；三是使孔子接触到老子深受楚文化影响的思想、观点。
东周京师的守藏室中藏有很多的典籍文物。除了《诗》《书》等典籍以外，还有大量的各国史志以及档案文献。王室所藏的来自天下各地的古今典籍和文物，都设有专门官吏管理，一般人是难见到的。孔子拜访老子这位守藏室之史，使他有机会参阅王室所藏典籍，参观王室收藏的各种文物。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旧闻”，主要就指他参阅的地域广泛、内容丰富的旧史档案。
孔子赴洛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老子这位博学者问礼，因此，孔子在洛邑期间，便抓住难得的良机，向博古通今、“通礼乐之原”的老子请教礼仪制度问题。老子虽然对“礼”持批判态度，但是对孔子所提出问题，还是都给予了一一的答复。
当孔子向老子请教天子或国君丧礼中的一些问题时，老子告诉孔子说，天子或者国君去世的时候，要由太祝把各昭庙、穆庙内的神主（即牌位）都集中起来，依序陈列在始祖庙里，表示祖先们为天子或国君的丧事而聚在一起。等到安葬并举行了卒哭之祭以后，再把各庙堂的神主放回原来所在庙中。如果国君要出国，就由太宰聚出各庙中的神主，带着与国君同行，表示祖先们永远和国君在一起。至于合祭时，要由太祝迎接其他四庙（国君有五庙）的神主，聚集到太庙中陈列，在太庙中一同祭奠。不论是迎接神主离开原在庙堂，还是送神主回庙，都必须排列仪仗队，不允许闲人行走。
孔子还就礼制中一些变例的源起、因由一一向老子请教，老子也都向孔子作了解释。
关于殇礼的变例，老子解释说，以前埋葬下殇：8岁至11岁的孩子死去为下殇，12岁至15岁的小孩死去为中殇，16岁至19岁的死去为长殇。
当孔子请教关于鲁国国君伯禽为父服丧期间却外出作战的问题时，老子解释说，按照礼的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是不能外出作战的。至于伯禽在卒哭以后，就不顾正在为父亲周公守丧，率领军队去攻打叛乱的徐夷，则是因为客观形势紧迫，不得不打破惯例。（张宗舜、李景明著：《孔子大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
孔子在洛邑期间，不仅向老子请教了诸多礼仪问题，而且还有幸同老子一起助丧相礼。当送葬的时候，途中遇上了日食，大概孔子在前面指引灵车，他认为应该照常前进，便没有让灵车停下来。老子便命令说：“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不久，日食现象消失。老子才命令大家继续前进。葬事完毕以后，孔子向老子请教说：
夫柩不可以反（返）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结束）之迟数（快慢），则岂如行哉？
老子解释说：
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
对于孔子的疑问，老子给予了耐心的解答。
他告诉孔子：谙侯赴京朝见天子时，一路上都是如此：太阳出来就行路，不等太阳下山就住下，同时祭奠用车载着同行的木主（先君牌位）。大夫出国也是这样。他们的行止都得在光天化日之下。送葬同样应该这样，既不可以在没出太阳时就出殡，也不可以在天黑以后才停下来住宿。披星戴月而夜行的人，恐怕只有逃亡和奔父母之丧的人才这样吧？遇到日食，见不到阳光，如果让灵车继续赶路，岂不是和夜间行路一样？有教养的君子行礼，是不应该把别人才去世的父母置于不吉利的境地的。老子的一番议论，使孔子十分敬服。后来，当他的弟子问及这类问题时，孔子便能很详细地向弟子介绍上述情况和老子对此的观点。
在洛邑期间，孔子肯定向老子请教了不少关于礼仪方面的问题，从《礼记》中的记载来看，孔子向弟子解答礼仪问题时，明确告诉弟子是“闻诸老聃”的就有多处。当然，孔老所谈论的主要是上层贵族特别是周王室或国君的一些丧祭礼仪制度，而这些则正是老子这位王官熟悉而年轻的孔子生疏或不了解的。通过向老子请教，使孔子了解和掌握了许多从前所不知的礼仪知识，这为孔子成为当时的国际礼乐大师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知识。
四
孔子要回鲁国了，临走之前去向老子辞别，老子给孔子送行，虽然自谦但仍告诫孔子说：“我听说有钱的人送别时给别人送财产，仁德的人送别时给别人送箴言。我没钱，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第一句话是：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史记·孔子世家》）
一个人很聪明，能明察秋毫，很好。可是，聪明深察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为什么聪明人好议论人呢？因为他聪明，他明察秋毫，别人一点毛病，他就看见了，看见了就忍不住要说，说了就得罪人，这不就很危险吗？
第二句话是：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史记·孔子世家》）
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很好。可是老子又说这样会“危其身”。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爱揭露别人的丑恶。
紧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第三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
不要太坚持自己的主张。做儿子，要学会听父亲的；做臣子，要学会听国君的。固执往往不讨人喜欢，甚而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麻烦。
老子对孔子的这些教诲，孔子后来也传授给了他的弟子。
孔子的弟子子贡，特别聪明，特别善辩，有“聪明深察好议人”的毛病。
《论语》中说：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
子贡喜欢批评别人。孔子说：“你端木赐天天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就那么好？我可没有时间盯住别人的弱点，我自己改正自己的弱点还来不及呢。”从孔子对子贡的教诲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老子的影子？
由此可见，孔子后来常常强调“三省吾身”，强调“忠恕”，强调“既往不咎”，强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的修身功夫，很多都是来自老子对他的教诲。
孔子离开老子，在回乡的路上，学生问他：“老师，您这次见了老子，觉得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孔子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之中。老子高深的学问，古怪的性格，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遗世独立的卓然人格等，都让孔子觉得神秘、亲切而又玄远。好一会儿，孔子才自言自语道：
“天上的鸟会飞，地上的兽会跑，水中的鱼会游。飞的鸟，我知道怎么办，用箭射；游的鱼，我知道怎么办，用钩钓；跑的野兽，我也知道怎么办，用网抓。可是对老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既不是天上的飞鸟，又不是地上的走兽，还不是水中的游鱼。他深不可测，我无法看透他的心思。他是什么呢？他大概是一条龙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就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
孔子从洛邑观周归来后，他的学堂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司马迁总结说：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
这就是说：通过东周观学，孔子的学问又提高了，境界又提升了，孔子的私学办得更好了，来求学的人也更多了，名声更响亮了，办学的规模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