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齐国的遭遇
一
孔子从洛邑回到鲁国的时候，鲁国正面临着鲁昭公同季氏等当权派贵族间的关系濒临破裂。
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君臣之间的权力与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而引发的，而这种不平衡又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息息相关。
始于西周晚期而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主要表现为土地和赋税政策调整上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在此基础上，又引发了各诸侯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权力关系以及利益分配上的重新调整。
鲁宣公十五年推行的“初税亩”，使鲁国成为春秋时期较早实行田税改革的国家之一。当时，鲁国最早热衷于改革的当权派贵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时人称之为“三桓”。“三桓”自鲁宣公九年开始，他们便一直轮流担任执政，其中以季氏执政最久，权力也最大。
鲁国“初税亩”是季文子执政时颁布的。鲁襄公十一年，在季氏要求下，鲁国改编军队，把属于国家的军队一分为三，相应成立上、中、下三军，由“三桓”各领一军。昭公五年，又取消中军，把本应由国君亲自掌握的军队亦划归三桓之手。这样，鲁国的军队就形成了季氏占其半，孟孙氏、叔孙氏各占四分之一的局面。同时，三桓借军事改革之机，将田赋收入的管理权也从公室夺归到他们的手中。
季氏等人把军权、财权从国君的手中攫取到他们手中，严重削弱了公室的权力，使鲁君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虚设之主。鲁昭公忍受不了这种局面。他同三家的矛盾，特别是同季氏的矛盾不断激化。
鲁昭公二十五年，内轻外重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一个总爆发的程度。斗争的导火索是季平子在礼仪问题上的严重僭越。
这一年，鲁昭公准备祭祀先君襄公，要举行万舞，但公室由六佾（一佾为一列八人）组成的舞队只剩下了二佾，其余的人都被季氏调到他家跳万舞去了。
季平子把从公室调来的乐队和自家的乐队合在一起，组成八佾，演出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于庭”的宏伟场面。不仅如此，三家祭祖撒奠时，还唱起周天子用的《雍》歌，声势十分气派。反观公室的祭祀活动，不仅规格低于三家，而且由于舞队被季氏调走三分之二，连万舞也不能正常举行。这使鲁昭公非常难堪。在臧昭伯、季公亥等朝臣的支持下，鲁昭公决心要把季平子除掉。
夏历七月十六日（9月16日），鲁昭公兴师讨伐，杀死季平子的兄弟公之，攻入季氏家大门。季平子逃上观台，再三降低条件，请求宽恕，均被昭公拒绝。此时，叔孙氏、孟孙氏的家臣率领家兵赶来救援季氏，杀死臧昭伯，把昭公的部队击溃，鲁昭公和随从人员逃到齐国，后来又逃到晋国，过了七年流亡生活，最后死在晋国乾侯。
孔子从洛邑归来后，耳闻目睹了鲁国君臣之间、各当权贵族之间的这场权力争夺战。孔子痛切地感到，周公留下的礼乐制度在此时已经礼崩乐坏，传统的贵族共和政体所要求的君臣协调关系已经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更加感到了“克己复礼”对于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既然赏识自己的鲁昭公成为了流亡之君，孔子也感到在鲁国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决定到邻国齐国，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为社会打造出一片蓝天来。
二
孔子到齐国都城临淄，首先拜访齐卿高昭子（高张），做了他的家臣。
司马迁说：
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史记·孔子世家》）
高氏自齐襄公时起，与国氏并为国卿，是齐国最有影响的贵族巨室。孔子希望通过这条渠道，达到他通君干政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干进，往往要有个合适的门第以为进身之托。羁旅之士，借助于卿士大夫的介绍以涉足政界的做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普遍。
孟子说：“观远臣，以其所宝。”（《孟子·万章上》）
大意是说，观察一个从异国来求官的人的情况，看看他所寄附的主人怎么样就可以看清楚了。
高氏是齐惠公的后裔，从齐襄公时期就开始与国氏同为上卿，是齐国最有影响的执政贵族之一。虽然高氏在与其他执政大夫、公室后裔的派系斗争中经常遭受损伤，但是直到齐景公晚年，仍是齐国最有权势的大家族之一。高张是齐景公身边的重臣。尽管这时田氏（陈氏）成为宠臣，势力日大，但高氏仍大权在握，得到景公的信任。
孔子得到高昭子的信任，有高氏家臣的身份，便利于他熟悉齐国政坛上的情况，为他以高张作媒介、“通乎景公”铺垫好了基础。
果然，经过高张的举荐和介绍，齐景公不久便接见了孔子。
当时的齐国，陈（田）氏强大，以大斗出、小斗入这种经济小惠收买人心，与公室争夺社会影响；齐景公耽于游乐，疏于朝政，使大权已经旁落的公室更加衰弱，情形类似鲁国。
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当齐景公请教政治问题时，孔子马上回答：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篇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情：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君臣父子各尽其职，各行其道。
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的齐景公，对孔子这段话所暗含的对齐国君臣的批评似乎没有完全听懂，就连忙称赞道：“您说得好啊！如果真是君不像君样，臣不像臣样，父不像父样，子不像子样，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孔子的主张是针对齐国现实状况而发。齐国自桓公之后，内乱相继，大夫专权，公室卑弱，君权衰落，不仅使齐国的霸业衰败，而且给齐国民众带来痛苦灾难，因此，主张强公室而振君权的孔子显然希望齐景公能够励精图治，刷新政治，重振朝纲。对于齐景公而言，他生活奢侈，耽于游乐，疏于朝政，亲近谗佞小人，不关心民众疾苦，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为君之道”。因此孔子用“君君臣臣”提醒他：当先尽君道。然后再改变齐国“臣不臣”的现象。
过了些时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题，孔子这次的答案是：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
节财，即压缩政府开支，以避免挥霍消费。这也是针对齐国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言。齐人有尚侈之习。相传齐桓公给自己的七百名宫妃修建七百所住房，开设七个宫内市场供其消费。齐景公日度饮酒作乐，养马四千。与此相对照的是：“坏室，乡有数十；饥民，里有数家。”（《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四》）“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瘠相望。”（《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九》）孔子提出“节财”，就是希望齐景公能带头去奢去侈，减轻税敛，施惠于民，重拾民心。
孔子的主张受到齐景公的赏识。为了表示对孔子的信任和优待，齐景公准备把尼谿这地方的土地分封给孔子作为食邑。（《史记·孔子世家》）另外，他还私下透露说，将以鲁国对待季氏那样待孔子，“以季孟之间待之”（《论语·微子》）。
三
然而，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刻引起了外界不同的反应。
首先，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反应。
一旦齐景公重用孔子，孔子便可将自己的德化礼治学说付诸实践，从而影响天下各国。同时，在推行孔子学说主张的过程中，孔子弟子们亦将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设想，孔子及其弟子们一定感到高兴。
同时，孔子得到齐景公赏识，将被任用，作为推荐人的高昭子自然也会高兴。
然而，齐国当权者却不同，有的加以阻挠，反对齐景公对孔子的重用，有的甚至准备杀害孔子。
齐国大夫晏婴首先站出来反对。
据《墨·非儒》中记载，晏婴听到齐景公将要重用孔子的消息后，不以为然。他找到齐景公，在景公面前批评孔子学说，指责孔子宣扬的那一套礼乐，使人“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其道不可以期众，其学不可以导众”等。
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晏子批评说：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
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穷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与此同时，与高昭子有隙的陈（田）氏等当权派也出来反对。
结果，“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史记·孔子世家》）
当齐景公再见到孔子时，便说：“吾老矣，不能用也。”（《论语·微子》）
这是在下逐客令了。
于是，“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说：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万章下》）
这即是说，孔子师徒是在十分紧张的氛围中离开齐都临淄的。当齐国大夫中有人要加害孔子的消息传来时，弟子们都为孔子的安危担心。当时他们正在淘米做饭，听到消息，慌忙捞出淘着的米就催促孔子赶路，匆匆离开了齐国的都城。
孔子离开齐国的时间约在鲁昭公二十七年、齐景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15年）春天，在齐国度过了一年半左右的光景。
这一年，孔子37岁。
此后，他再也没有到过齐国。
孔子适齐是他一生从事政治活动的一次预演。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干政，孔子对此是充满信心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充满希望，却到处不见用，到处碰壁。这就是孔子在政治上的一生。命也？运也？谁也说不清楚。
今天回过头来看，孔子在齐国政治上的失败，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首先，孔子当初选择投奔高昭子做依靠未必就是明智之举。
孔子投奔高昭子虽然给他在齐国立足、尝试从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却也使孔子一到齐国就陷入派系倾轧之中。在齐国卿大夫专权形势下，公室内部各派系、同姓异姓执政大夫等派别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齐桓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因争夺君位而引起宫廷内乱长达14年之久。五子争位不但使齐国霸业遭受很大破坏，而且导致公室渐卑。齐惠公即位以后，崔杼获宠，开始崔氏专政。惠公死后，国氏、高氏恐受崔氏逼迫，驱逐崔杼，崔杼逃往卫国。灵公八年，内讧又起，灵公又以崔杼为大夫，主持齐国国政。后来灵公病重，崔杼废太子公子牙而立公子光，是为齐庄公，并且杀死高厚等人，籍没高氏全部财产，独揽齐国国政。六年后，因庄公与崔杼妻子棠姜私通等原因，崔杼杀死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史称齐景公。崔杼自任国相，由庆封任左相。庆封借崔杼之子间发生争夺嫡长子继承权斗争的时机，消灭崔氏，独揽国政。庆封的行为引起公族、国人的不满，栾氏、高氏及陈须无、鲍国等起而策划消灭庆氏集团，庆封失败，逃亡国外。齐景公十六年，陈桓子利用栾氏、高氏和陈氏、鲍氏之间的矛盾，挟制景公，掀起驱逐栾氏、高氏的政变。陈桓子利用谣言煽动对栾、高的仇恨，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伐栾氏、高氏，栾氏、高氏逃亡鲁国，陈氏、鲍氏瓜分了栾、高二家的财产。此后陈氏、高氏、国氏等派系仍然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在齐国各派系相互倾轧的形势下，孔子投奔高昭子，并且做了高昭子的家臣，便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派系斗争之中，不论孔子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无法超脱出来。因此，后来有齐国大夫要加害孔子的事发生，使孔子“接淅而行”，慌忙逃离齐国便不难理解。
其次，正受齐景公信任的晏婴与孔子的政见有所分歧。
据《晏子春秋·外篇》中记载，孔子到齐国，拜见齐景公却不造访晏婴。子贡提醒他说：“拜见齐君，却不去见他的从政大夫，可以吗？”孔子说：“我听说晏婴侍奉过三位国君，都很顺利，我怀疑他的为人是否正派。”晏婴得知此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说：“开始我见儒者便尊敬他们。今天我见到儒者就怀疑他们。”
不仅晏婴和孔子两人存有隔阂，在治国理政上，二人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晏婴和孔子都重礼尚文，但是，晏婴是从齐国政治形势的现实需要出发，为了限制崔氏等大夫势力的膨胀，为了限制诸如陈氏等一些大夫与国君争民而发，而孔子则是出于对恢复传统礼乐的理想，出于儒者的职责。二者对礼重视的出发点、目的不同，对礼的不同层面与体用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对礼的重视程度更是有别。此外，晏婴和孔子虽然都主张节财尚俭，但是二人的目的不同。当晏婴正劝谏齐景公厚施薄敛以争取民心的时候，孔子却提出了“政在节财”，旨在警示齐景公奢侈浪费的施政主张。政见差别本身就是矛盾，当然会引起晏婴的批评与自责。
晏婴是这样劝阻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的。
晏婴认为：“像孔子这样的儒家，能言善辩，不是法律能管得住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也不符合做一个称职下属的标准。他们讲究厚葬，靡费钱财，不能让这种做法在齐国形成风气；他们周游列国，追求官禄，这样的人也不大靠得住。”我们从晏婴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到儒家学说的某种不足之处了。晏婴的意见，也许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贵族的意见。从孔子在齐两年而终不被重用这件事上，也就可以预见到他的未来的处境了。
最后，齐鲁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孔子在齐只能是无为而归。
在春秋时期，齐国与鲁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理想、不同追求因而也有着不同境况的诸侯国家。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延续着周的礼乐制度与文献，其治国方略，也就让礼乐占了很大的比重。而齐国则是姜尚的封地，从姜尚起便采用随事而化、重视实际的治国方针，提倡发展工商经济，奖励军功，把富国强兵作为治国方略。在当时“春秋无义战”的天下，当然崇尚尔虞我诈，你吞我并。如此，言必称周礼、处处教导诸侯国君实施仁政的孔子，在齐国的碰壁也就成为必然。（李木生著：《布衣孔子》，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