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美芹十论，洋洋万言
辛弃疾写作《美芹十论》的愿望，在张浚北伐的过程中就已经萌发了。这次北伐，发生在辛弃疾南归不久之后，是南宋朝廷对金国所作出的第一次主动进攻。辛弃疾虽然不能率军北上，但他很想将自己对金国的了解写成文字，书面报告给朝廷。
然而，这样的文字还没有形成，符离一役便宣告失利，张浚被也罢免了江都督府和宰相的职务，主和派汤思退、史浩联合用权施压，胁迫皇帝签下了让众多主战派感到痛彻心扉的隆兴和议。这一切接踵而来的变故，让辛弃疾难以接受、忧心忡忡。他尤其联想到数年前，自己趁着完颜亮南侵时举起义旗，那时候整个中原、山东，抗金形势一片波澜壮阔，收复失地看起来似乎近在眼前，但却因为朝内主和派拒绝予以援手，战机不断贻误，导致前线的金兵从容撤退，坐看机会逝去。而张浚北伐，显然是激动人心的，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符离小衄，本无损于国威。”但和之前的时机相比，已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缺乏对战机的看重，缺乏对形势的判断，缺乏对敌人的了解，缺乏对全局的观察。
隆兴二年（1164 年）秋冬之际，辛弃疾初到广德。广德军也是下州，公务不忙，这使他有时间仔细清理多年来对恢复大业的分析与思索，并把它诉诸文字，开始称之为《御戎十论》，后来成为著名的《美芹十论》。
说起“美芹十论”这名字，还涉及《列子》。《列子 • 杨朱》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蛰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
自此之后，古人便以“献芹”表示自己进献的东西简陋，不成敬意，是为自谦之词。想必辛弃疾是抱着一颗虔诚之心与谦逊的态度，不顾自己官低职微，主和派的论调“抗战必亡”还在甚嚣尘上，辛弃疾作为可以直接上书皇帝的通判，挺身而出，奋笔疾书写下一万七千多字的《美芹十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与当下宋、金形势的见解，具体而深刻地分析出金国的弊端，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民心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实际上，《美芹十论》也是对完颜亮南侵、张浚北伐这两次重大战役所作出的总结，其中蕴含了辛弃疾的政治见解，也表达了他立志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
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辛弃疾追述自己的家世，恳言其南归的初衷和矢志恢复的愿望，并坦露出他对符离之败后朝廷战和趋向的担忧，同时，也表明自己对恢复大业仍充满信心：
臣虽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故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机，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锧余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美芹十论》中共有十篇论文，各有侧重。其中《审势》《察情》《观衅》论诉敌方，即分析金国形势；《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是讨论内政，即论述宋国国情。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辛弃疾生在金朝，从小长在金朝，曾与金人作战过，又深入过敌军，真正了解敌情与军情，还真枪真刀地撕杀过，所以，他认为首先是正确的对形势的估量：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昡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柜，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臣请得而条陈之：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术辈之叶。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为陛下实深察之。
这篇《审势》，是《美芹十论》的开篇。“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一句开门见山，道出了本篇的主旨：辛弃疾从“形”“势”入手以分析金朝。在辛弃疾看来，金朝有其“形，看起来土地广阔，又对人民横征暴敛，较为富庶；女真人善于骑射，有精兵强将，而军队数量又是众多，金朝之“形”看似十分强大可怕。可金朝仅仅是有“形”而没有“势”，就像放在木柜里的大石头，并不能像置于山顶上滚落下来可以碾死人。金国地域宽广、财力丰厚、兵多将广，适乎很强大，实际上是徒有其表，辛弃疾以实干家和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出金国的三不足虑：第一，金人统治的疆域看起来很广，但实际上根基不稳很容易起分裂；第二，金人的财政收入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官吏横行，赋税过重，“民不堪而叛”“反丧其资”；第三，金人的军事力量看起来很强大，但相互之间很难协调，部队人心涣散，而且容易发生内讧。更何况，金国的大小官员之间，甚至是皇室成员之间，喜欢互相猜忌、互相残杀，这样很容易削弱他们的内部力量。
辛弃疾以《审势》开篇，是要给主战派打气，增添宋孝宗抗金的信心和勇气，他知道皇上并非不愿意收复中原，而是因为他长期被主和派包围，听到的都是对抗金不利的消息。他指出“不沮于形”“不眩于势”是分析形势的原则，也是观察敌情的重要原则。据此，辛弃疾在第二篇《察情》中提出了“三不敢必战”的观点：第一，金国不敢必战。完颜亮调动金国军队主力向南侵犯后，结果反而出现内乱，并且兵败身亡。这样，女真贵族政权再对南宋大规模用兵作战，内心还有许多忧虑。金朝内部空虚，必不敢用“危道”，重蹈覆辙；万一他冒险再次大规模南犯，最多也只能调动边防军队，而仅依靠边防军队也很难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第二，金国不敢必胜。以边防形势而言，地处与金占领区接壤的海州、泗洲、唐州、邓州等既为宋军所收复，而金国军队一直没有将其夺走，金国的进攻力量“已非前日之比”。第三，金国不敢必攻。由于女真贵族政权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使其统治区各族人民不断爆发反抗斗争，当其进行战争时，“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辛弃疾还在《察情》提出了“二必欲尝试”的观点：第一个尝试，辛弃疾觉得，本质虚弱的敌人，从来不会因其虚弱而放下屠刀，相反，总是要装出一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样子。金国政权也是这样，它因“有三不敢必战之形”，因而害怕南宋“窥其弱而绝岁币”，而不得不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咄咄逼人的架势，要挟南宋，以战争对其讹诈和威胁。第二个尝试，指女真贵族统治者生性贪婪，“求不能充其所欲”，虽“谋不暇于万全”，也要发动战争，希望侥幸取胜，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在《察情》篇里，辛弃疾把女真贵族色厉内荏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隆兴和议之后，朝廷应该怎么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应对未来的变化局面？这正是辛弃疾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殚精竭虑，化作他笔下激情满怀严谨细致的文字。他在三篇《观衅》中提出：“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於喜怒。”那么，“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一染腥羶，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霸占中原人民的田产牲畜，强迫当地人民从事征战、运输、筑营之役，置中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就必然，“相梃已兴”，奋起反抗。在分析历史上国家兴亡的原因基础上，指出：“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而今女真贵族政权两者“并有之，欲不亡何待？”只要充分利用这许多“离合之衅”敌人就能被打败。他相信，只要朝廷上下能同仇敌忾，自强自奋，恢复旧疆将不难成为现实。
在第四篇《自治》中，辛弃疾主张皇帝停止岁币、迁都金陵，从而有效振奋三军将士的士气，鼓舞中原故民的信心。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其形必至于战”。而做好战争的准备，才能强化军心民心。反之，立足于盲目的和平，只能导致亡国。
第五篇是《守淮》。辛弃疾借自己在山东归来的经验，同时总结了张浚北伐的教训，提出建议说，应该挑选十万精兵，分别屯驻在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濠梁（今安徽省凤阳县）和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三处城池，并在扬州或和州两处建立一府来对三处防务进行管理。这样，扼其要冲，彼此呼应，进可以取中原，退可以保江南，应付裕如，不惧金国来犯。
第六篇说的是《屯田》。辛弃疾知道，当时在南宋的江淮地区，有着更多默默无闻的“归正人”。这些人散居在江淮各地，他们回归南宋，是希望能够得到善待。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当许多中原百姓回到南方时，他们又会遭受到南宋官僚的冷眼、嘲讽，甚至是同样的苛捐杂税。在这种逼迫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又会重新选择回归北方。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反复”，并不是中原军民的过错。如果朝廷能够将他们有效组织起来，编织成为军籍户籍，进行屯田。那么，这样既可以稳定归正而来的军民士气，又能够增强江淮地区的防卫力量。
接下来的第七篇，他想告诉孝宗的是《致勇》的重要性，如何让军队死战而不溃逃。辛弃疾指出在以往的战事中，“将娇卒惰”导致士兵未战先溃、一战击溃、鏖战之溃是宋军最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点，将帅当“视卒如爱子”：士兵们保暖尚且不足，主帅却歌舞无休；士兵们冲锋陷阵卖死命，主将却在帷帐中安然无事，这样的军队就危险了。如果将帅不给士兵足够的休息，又私自调用、虐待他们，只顾着献媚自己的上级，有哪个傻瓜肯为将帅挺身而出？因此，辛弃疾希望朝廷能选用良将，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们心服口服。第二点，辛弃疾也是站在了士兵的立场上。凡人都怕死，但将士们之所以冒死，渴望的是建功立业，让家庭富裕，光耀门楣。而如果自己身死，只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功劳却被将帅拿去，又有谁愿意死战呢？因此，辛弃疾又建议赏罚分明，“军赏不逾时”。最好是让官员将赏赐带到军队里，喊着被赏之人的名字给予；而对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属，必须让主将加以抚恤。如此，则“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
第八篇重点是《防微》。辛弃疾提倡，君主应该在基层人才中进行选拔并加以任用，而不能让这些人才被敌国所用。他举例说，完颜亮南侵的时候，是平江的工匠来帮助金兵建造大船，而符离之败，主张金兵趁酷暑入侵，也是无锡的谋士为他们出的主意。因此，朝廷应该防微杜渐，避免人才流失。同样，对于那些归附的军民，更应该做到积极体恤，不应怠慢，更不能随意遣返，避免引起他们情绪上的对立，造成叛国投敌。
第九篇，辛弃疾将论峰指向了《久任》这个问题。他盛赞了历史上贤能的君主，“不间于谗说”“不恤于小节”，不以一胜一败，决定官吏的用废。这实际上是希望宋孝宗以他们为楷模，大胆启用抗战人士，并信任他们。当然，辛弃疾也知道，孝宗也曾信任张浚这样的主战派，并积极支持北伐。但正是看似顺利的战况风云突变，直到溃败，孝宗赵昚心里才留下谈虎色变的阴影。在辛弃疾看来，张浚这个人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始终是主战派一面强大的旗帜，作为经历过南渡以来历次战事的老将，张浚在北伐之前的表现无可指责，而他本人也是对金国的威慑。因此，辛弃疾认为对张俊这样的主战派人士，应当使其“专于职治”，不能“轻移遽迁”。显然是希望孝宗能够信任良臣，持续地任用官员，他们才能“无苟且之心”，乐于奋发努力，为国效力。并直指问题的关键，任用主战派人士是全部战备规划的“纲”，“一纲既举，众目自张”。
第十篇，辛弃疾提出《详战》的观点。如果发生战争，难么更值得提倡的是主动出击，在敌军的土地上作战，而不是本土作战。只有主动出击进攻敌军，才能做到击垮金兵。结合当时的形势，对战局影响最大区域是山东。这与他此前谒见张浚时所持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山东犹如金国之“蛇首”，距离金人的老巢燕京较近。较之他处，山东一带的百姓“勇而喜乱”，又饱受金人压迫，反抗之心最为强烈。辛弃疾建议兵出沐阳，则山东指日可待。山东一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天下即可随之而定。
在《美芹十论》中，辛弃疾系统地陈述了朝廷为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中国所采取的战略措施，从政治、经济、军事、民心向背等方面展开周密而完备的论述。他希望南宋朝廷不要偏安一隅，而要立志收复失地。这一忠告表达了他“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