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13日（农历壬寅虎年腊月十五日）凌晨，湖南省石门县南岳乡（今为磨市镇）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有位名叫陈英教的中年孕妇即将临盆。
窗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孕妇于阵痛迷蒙中，梦见一条身披鳞甲的蛟龙从老宅屋后的水井中凌空而起，直冲云霄。少顷，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一时风停雨歇，鸡鸣声声。产妇的丈夫郑定琼，有感于妻子产时梦蛟，便将“蛟儿”的乳名，赐予这个刚刚出生的幼子。
陈英教是位体弱多病的中年产妇，于产前的阵痛迷蒙中产生一些幻觉，原在情理之中。室外暴雨雷鸣，也属自然巧合。但是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山村中，这件事从此便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直到今天，这个神话般的传说还在石门一带乡间流传。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被唤作“蛟儿”的婴儿，后来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中国抗日名将。
他，就是我们的祖父郑洞国。
石门属常德府管辖，地处湘西北山区，与今天闻名中外的张家界风景区相邻，风景秀丽，物产丰富。
南岳乡位于美丽的商溪河畔，这条母亲河的河水清澈甘甜，远近闻名，素有“金仙阳，银渡水，有钱难买商溪水”之誉。（注：仙阳、渡水，皆为石门县境内的水系。）
商溪郑氏一族源远流长。
始祖郑南琰公，原为江西吉安（古称庐陵）吉水县油榨滩大栗树人，是南宋的一位军事将领。南宋末年，为抵御元兵南侵，南琰公奉丞相文天祥之命，率部来到湘西北山区采伐树木，打造战船。三年后，南琰公采齐木材，准备回军复命，却闻南宋已亡，文丞相被俘殉国。为躲避元兵追杀，南琰公只好遣散部众，率族人迁徙到商溪河上游芦竹湾一带定居下来。
经过七百余年的生息繁衍，商溪郑氏一族枝繁叶茂，至今拥有五万余众，主要分布在湖南石门、桑植、慈利、临澧、常德县，和湖北监利、公安、松滋、荆门、五峰、恩施、巴东等地。
商溪郑氏历代先祖多有军功。明初，四世祖郑仁权公被朝廷敕封为“武略将军”“诏信校卫”，六世祖郑礼英公以军功被敕封为“世袭武略将军”“龙溪隘百户长”。入清后，郑氏先祖更有多人敕封为“千总”“百户长”，直至民初乃止。有清一代，商溪郑氏族人崇文尚武，尤重诗书礼乐，先后有进士三人，其中郑协吾公以科举入仕，官至省按察使。
商溪郑氏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体现在族人名讳的派行上。其派行属于昭穆系，可以前后交替使用。按族谱规定，派行版本是：南北思仁，义礼智信；元亨利贞，天道之常；文韬武略，定国安邦；家敦孝友，朝显忠良；书声丕振，世德允昌；圣明继美，作述贻芳；太和衍庆，万代发祥；瑞麟钟秀，彩凤炳章；承恩锡命，扬烈观光；纶音金玉，华治馨香；先献式焕，嗣祚延长；云蒸霞蔚，姬宗周梁；俊杰在位，序联君堂；政有条理，端肃纪纲；服畴缵绪，士宦农商；淳熙谨厚，富寿宁康。我们的曾祖郑定琼公，是定字辈，属于南琰公以来的第二十一代，祖父郑洞国公则是国字辈。
晚清末年，由于环境闭塞，再加上官府盘剥，百姓生活十分贫苦。祖父出生的时候，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位兄长、三位姐姐。一家七口，仅有三十余亩薄田，即使年景好时，也仅得温饱而已。
据说，曾祖母生下祖父时，年纪已四十余岁，身体病弱，根本没有奶水，是靠米糊将祖父喂大的。及祖父稍长，家境每况愈下，全家老小，终日靠食用番薯丝和糙米混合的杂和饭度日。祖父直到晚年，还清晰地记得他小时候，曾祖父每逢除夕晚饭时的“经典”祝词：“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暮暮像过年。”
我们的曾祖父郑定琼公粗通文墨，在当时算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农民。尽管生活非常拮据，还是千方百计地送祖父的长兄郑潼国出去读书。伯祖父后来考取了清政府的“留学预备科”专科学校，不久赴日留学。清王朝垮台后，由于失去经济来源，他只好返回故里，曾担任石门中学校长，当时也算是县里的名流了。祖父六岁时，曾祖父亲自为自己的幼子启蒙，稍后又送他去乡间的私塾就读。
祖父晚年曾回忆说，幼年时接受的这些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对他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7年春，在伯祖父的一再动员下，曾祖父决定将祖父送到县城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三年后，祖父升入石门中学就读。在石门县城读书的这几年，祖父饱受寒窗之苦。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祖父在学校里经常忍饥受冻，依靠着在外谋事的伯祖父和亲友们断断续续的接济，才勉强完成学业。据说某年初冬，在外谋事的堂侄郑康侯回乡省亲，特意跑到学校看望祖父，见瘦弱的祖父仍着一身单衣，在寒风中瑟瑟打抖，心中老大不忍，急忙拿出二十块光洋接济他。这件事让祖父几乎感念了一生，他对这位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堂侄，以及堂侄的后代们，始终非常关爱。
但是，生活的困境却磨砺出祖父的顽强意志，他奋发读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石门中学毕业。
1919年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正在石门中学读书的祖父和同学们立即起而响应，纷纷走上街头，又是宣传鼓动，又是游行示威，还组织清查队，清查焚毁日货，把寂静的石门县城，搅动得天翻地覆。
“五四”运动，是祖父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洗礼。从这时起，祖父痛切地感到，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国家残破，民生凋敝，欲要救国救民，必须打倒列强和军阀，由此萌生了弃学从军的强烈愿望。
过了两年，湖南督军赵恒惕要在长沙举办湖南陆军讲武堂，祖父闻讯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考试。
考试的题目是《论语》中子路的一段话：“夫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祖父的国学基础不错，这篇文章几乎是一挥而就，很快就被录取了。
他高兴得顾不上与家人告别，就跑到长沙报到去了。谁知赵恒惕这时正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混战，湘军大败，湖南全省糜烂，讲武堂之事，也就无从提起。祖父的第一次从军之梦，由此破灭了。
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郑洞国。
祖父从石门中学毕业后，为了今后生计，于1923年夏，再次前往长沙，考取了长沙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作者注）。由于学习刻苦努力，入学第一个学期，祖父的各项成绩就都名列前茅，深得校长任恺南先生的喜爱。
寒假到了，祖父正准备回家乡过年，忽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正派人到湖南秘密招收学生。祖父少年时，便从兄长口中了解到不少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对他崇敬得不得了，现在有此机会，岂肯放过？他马上去找正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石门中学同学王尔琢商议此事。岂料王尔琢早已偷偷动身去广州报考军校去了。
王尔琢一走，祖父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设法从正担任安乡厘金局局长的伯祖父那里，要了一些盘缠，约上几位同伴，匆匆前往广州去了。任恺南校长闻讯，一再劝阻祖父。
任恺南校长，早年曾与祖父的兄长郑潼国在长沙岳麓山“留学专科学校”同学，无论公情私谊，都舍不得放祖父走，但见祖父从军救国之意甚坚，最后也唯有替祖父保留着学籍，并叮嘱再三，挥泪道别了。听家中长辈说，抗战时期，祖父已成为声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这位恩师，多次拜望他老人家。
祖父一行人，先到武昌，再乘船去上海，然后坐海轮经香港去广州。路上，为了省钱，祖父等乘坐的是轮船底舱，舱里塞满了人，拥挤污浊不堪。船一开动，不少人呕吐不止，气味更加难闻，四五天的航程，让祖父等人真是度日如年，好容易熬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