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0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顿时失去重心，论资排辈，党内有几位能列到前排，即：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他们是孙中山的膀臂，但孙中山威望之高，地位之重，在人们心目中不但无人能比，甚至无相接近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填补孙中山走后留下的空位，因而在党政军中均采取了委员会合议制，也就是集体领导。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当中哪一位能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一把手，还很难说，只能说有资格，有希望，如果争夺党魁的话，他们可称对手。而蒋介石，在当时还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资格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地位，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妨比较一下：
胡汉民(1879—1936年)，系国民党元老，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书记长、《民报》编辑主任。从此追随孙中山，奔走于海内外。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归国，随行到南京。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参加讨袁、护法斗争，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大本营秘书长、文官长兼政务处长、广东省长。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建立，任大本营总参议。国民党改组，任筹备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为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长，并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省长，兼大本营秘书长。总之，是孙中山的左右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汉民几度代理孙中山主持的工作。1924年5月，孙中山移居白云山养病，将胡汉民由上海召回，代理大本营事务；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10月23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倒戈，举行北京政变，孙中山应北方之请，决定北上解决国是，仍由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中政会主席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全面考虑尚不能说胡汉民在国民党中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人们通常思考问题的习惯，很容易理解为胡汉民最有资格接替孙中山的职务。此外，胡汉民的理论水平非他人能比，是国民党早期理论家之一。
廖仲恺(1877—1925年)，孙中山在世时，没有胡汉民的高位，孙中山逝世后不及汪精卫升得迅猛。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天津筹设机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外事部干事，曾在日本、天津、吉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辛亥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奔走国内外，从事反袁及护法斗争。曾任广州护法政府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建议》杂志编辑。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被囚于广州。获释不久，受孙中山之托，与苏俄代表越飞赴日本东京商讨联俄联共等问题。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后，任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大本营参议。受孙中山委托，与胡汉民等筹划改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中政会委员。与蒋介石一起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于黄埔，任该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国民党人中最接近工农、受工农爱戴的领导人，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及省港大罢工委员会顾问等领导工农运动的职务。他二十余年如一日，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甘苦同尝，不遗余力，是国民党中孙中山最忠实的战友和同志。
汪精卫(1883—1944年)也是国民党元老，资历和胡汉民、廖仲恺相当。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主持最初设的三部(执行、评议、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民报》创刊后，汪精卫和陈天华、章炳麟、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为主要撰稿人，与改良派进行论战，鼓吹革命和共和。汪精卫的笔才、口才和组织才能都有超人之处。1906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以后，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越南河内等地，秘密设立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曾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他与胡汉民也是主要撰稿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准备再发动革命起义，为了筹集经费，汪精卫在南洋各地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孙中山对他的工作成绩很满意。固然，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是那时的潮流所向，海内外华人一致赞成，因而南洋华侨仗义疏财；汪精卫联络组织、宣传鼓动之功，亦不可忽视。胡汉民有一段记录当时工作情况的文字：
先生(按：孙中山)乃使同志刊行“中兴报”，以与保皇机关报之‘南洋总汇报，对垒，革命保皇之论战，几若在日本之所为。然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惟行文须至浅显，俾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乃渐趋于革命旗帜下。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去精卫者。
得到胡汉民的赞誉，说明汪精卫的演说天才实在令人无法挑剔。汪精卫充满革命激情的慷慨陈词，吸引着听众，每场演讲，听众争先到场，他尚未登台，全场即无虚席。他登上讲台，满堂鸦雀无声，每讲到精彩之处，便掌声如雷而起，听众之热情亦随之被唤起。宣传鼓动才干，为革命之所需，汪精卫亦因之博得喝彩。
汪精卫还有一项刺杀摄政王的“英雄”行为。暗杀，并非孙中山的号召。然而，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竟大兴暗杀之风。清政府官员，上自摄政王，下至地方文官武将，遇刺事件迭起。那些行刺的革命志士，不成功而成仁者颇不鲜见。清朝的贪官污吏实在是不杀不解心头之恨。可是，即使把他们杀尽，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根除掉，岂不如割韭菜，去一茬又生一茬?何况，那封建官僚群，搜刮民脂民膏，喂养着一大批卫士，戒备森严，完成一桩暗杀，极其艰难；用革命者生命作赌注，实在得不偿失。而那些暗杀者，当他们决心去做暗杀活动时，竟满怀壮志，大义凛然，其精神又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汪精卫“决心与虏酋拼命”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纷纷劝阻，均无效。汪精卫对劝阻同志的回答慷慨激昂，催人泪下。他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诸同志协力，巩固现在之基础，努力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晨旭日之必东升。那时，“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胡汉民劝汪精卫不要因暗杀之举而牺牲人才，伤党的元气。汪精卫不这样想，而认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回信说，求人才为了用，比如做饭，薪尽饭熟，“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乎?”他说革命党人用途有二：一为薪，二为釜，薪投于火，化为灰烬，而釜受煎熬，二者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他临入京行刺前，破指血书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很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入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今太平桥)组织秘密机关，并设守真照相馆打掩护，第二年开业。初拟炸庆亲王奕劻，但庆王侍从如云，戒备森严，不得下手。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汪精卫等携铁壶盛炸药到车站，准备炸这两位皇叔。但下车的人流中载红顶花翎的人很多，汪精卫以辨别不清攻击对象为由，炸药未出手。又探悉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鼓楼大街，打算隐蔽楼前短墙内，掷铁罐炸死摄政王一行。因鼓楼大街修马路，摄政王改变行走路线，事不果。最后选定摄政王府附近、什刹海旁边的银锭桥。此外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非常幽僻，为摄政王出入必经之地。桥北有阴沟，计划把装有炸药的铁罐置于桥下，人藏于阴沟，伺摄政王过桥时，以电气发火引爆轰炸。黄、喻负责埋药，汪引放电机。1910年2月21日夜，黄、喻到桥下挖坑，次日夜将铁罐埋在坑中。因电线长度不够。第三天添沟，夜12时再去敷设，被人发现，未及完成即离去。清廷根据铁罐线索侦察到守真照相馆，先后逮捕黄、汪及罗世勋三人，汪、黄被判永远监禁，罗监禁十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放党禁，赦免不同政见者，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同被释放。刺杀摄政王这件事，汪精卫没为革命立下功绩，却也是一笔资本。
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担心，对汪精卫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便来软化你们。如果不被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害，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这，也许是指汪精卫们，也许是分析斗争形势。不论如何，他放心不下。如果是针对的汪精卫，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谋刺摄政王不成，入狱后，被袁世凯软化，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中，以及袁世凯篡权后，他对革命是消极的，促退的，若即若离的，甚至曾帮袁世凯的忙，而拆孙中山的台。不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汪靖卫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很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指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成员之一。此时，汪精卫的言论行动很拥护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虽然没有胡汉民那种“代理”之重托，也处在孙中山左膀右臂地位。孙中山组织反直三角联盟时，派胡汉民联络段祺瑞，汪精卫联络张作霖。孙中山北上，随从任中文秘书。孙中山病重在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时委员分散各地，只汪精卫一人，乃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五人为委员。中政会决定请孙中山立遗嘱，并决定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担任了这位伟人遗嘱的起草人和签字的主持者。这笔资本也不算小。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有所调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领导体制采取委员会制。同时保留总理制，因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地位而定。孙中山逝世后，不再实行总理制，取单纯委员会合议制。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三人，二届增至九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互选产生，不设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初胡汉民，不久改汪精卫任。1925年7月1日，将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制，设主席一人，为汪精卫。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孙中山去世时，胡汉民正代理大元帅和中政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从国民政府成立开始，情况发生变化，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中政会主席。胡汉民仅是国民政府常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委员。廖仲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是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蒋介石仍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这中间的变化是汪精卫地位突出，胡汉民地位下降。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对“三大政策”比较积极，威信提高，而胡汉民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