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在首长身边工作是赤心忠良的
汤：钟阿姨，您在宋庆龄身边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钟：主要工作是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些本来都是李同志做的，我到首长身边后，就全部由我接过来了。李同志是家中的总管，上上下下的钥匙都交给她掌管。到北京后，我还负责信件与报纸的收发，这原来也是李同志负责的。我到了之后，李同志就留在上海家中，没有跟着首长到北京去，她负责看好上海的家。首长在上海与北京两处都有家，每年春节起到6月1日后，首长基本上都是住在上海；每年9月中旬，她就要到北京，住在北京的家中，因为每年国庆节她都要到大会堂开会，还要接见外国人。不过，首长喜欢住在上海。她嫌北京的风沙大，吃的方面也不习惯。
汤：能详细讲讲吗？
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我要为首长梳头。我为她梳头，梳的是我们苏州、上海一带女人喜欢梳的挽子头（即把头发在后脑勺上挽成一团的发髻，此为中国妇女传统的古典发式。笔者注）或者横爱司头（即把头发在后脑勺上挽成一个横过来的“S”状的发式。笔者注）。梳好发髻，洗过脸、上过雪花膏后，我就帮她描眉毛。起先，眉毛是她自己描，直到后来她两只手举不起来了，才叫我帮她描的。有时要外出开会或接见客人什么的，她还要在嘴唇上涂点口红，但也是淡淡的，不注意看看不出来。首长的嘴唇天生很有血色的，很漂亮。首长对自己的外表一向非常注意，就是在家里不出门，也很注意，从一件外套的式样到一块手绢都从不马虎。我帮她梳好头后，有时难免会有几根头发脱落下来，她就叫我全部收在一只空的信封里。首长说人身上的一切，都是爹娘给的，都不能随便丢掉。我每次梳的挽子，她都非常满意，说这才是我们中国妇女标准的发型，还表扬我说：“兴宝你真会做。”首长的头起先一直是她自己洗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她年纪大了，才叫我帮忙洗。首长讲，她从没去过理发店，都是自己在屋里洗头。头发洗好后，用吹风机吹干，再搽点发油，像平常一样梳梳。
还有洗衣服。首长特别讲究清洁，衣服、床上的被单、褥子都换得很勤。那时候是没有洗衣机的，全靠一双手洗，所以我平时挺忙的。衣服洗好了，晒干了，还要拿到熨衣间去熨。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首长特别节约，一块手绢都破了，她也要叫我补补再用呢。有时候，首长连衣服也是自己做的。
汤：您一起做吗？
钟：是的。上海的家里（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笔者注）有台缝纫机，我就拿这台缝纫机给首长做衣服。平常穿的睡衣，热天穿的单衣，有些在家常穿的衣服，都是我做的。我会做那种琵琶襟的她最欢喜穿的老式衣裳，有的是对胸的，有的是大襟头的。我还会做鞋子，单鞋、蚌壳式的老棉鞋。首长喜欢穿老棉鞋。面料是很好的。首长要出门，她的鞋子总是要做得像点样子。首长对穿的方面比我懂得多，有时候空闲下来，她就和我一起做衣服和鞋子。经常是她在一边教我怎么做，怎么裁剪，我就根据她的意思做。对一些式样比较新的衣服，首长就在一边先画出图样给我看，或是拿出原来的衣服样子给我看，让我照着做。我小时候就学会了绣花，首长经常表扬我手巧，说我到底是苏州绣娘，绣出来的东西活灵活现。现在挂在北京故居（指位于北京后海的宋庆龄故居。笔者注）卧室里的那幅鸡心花刺绣，就是当时首长带着我们一起完成的。
汤：首长外出会客时穿的衣服是什么地方做的呢？
钟：她会客穿的衣服都是到外面的公司里去做的。不同季节、不同的会议，穿不同的衣服。有一次在北京开妇女大会，首长要出席，她不穿西式，要穿中式的。我把北京整个东郊都兜下来了，就是寻不着一个合适的裁缝。后来，只好到上海去做了。当时，首长还不知道我也会做这种中式衣服。后来她知道了，就要我为她做。那时候刚到北京，首长就叫我到外面布店里挑点面料回家，自己做。首长要我挑些颜色老式的纺绸回去做。我就在秘书的陪同下一起到北京街上买。可是，外头布店里的纺绸的面料，颜色太多了，我买哪一种才合适呢？我急了，就动出个念头，把店里各种颜色的纺绸都剪一只角下来。一连跑了几家布店，剪了十几种布角样品，再带回屋里，让首长自己挑。这样，首长总算挑到自己满意的面料、做成自己满意的中式衣服了。
汤：钟阿姨，再说说首长每天的饮食习惯吧？
钟：其实，首长每天吃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早饭通常吃的是面包，两片面包加一杯咖啡。后来咖啡改为茶了。有时候，她还会叫我或李同志到大街上去给她买大饼、油条吃。午饭与晚饭也和平常人差不多：两三碟小菜，一小碗汤。因为首长有荨麻症（荨麻疹。笔者注），所以她平时只吃鱼和少许的肉，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她平时最喜欢吃的是雪里蕻炒肉丝，还有新鲜的河鲫鱼，有时候还要吃些辣椒。为此，后来我在每年立冬过后，总要腌上一两缸雪里蕻，放在冷库里，等腌透后再慢慢地吃。有时候首长会对我们说：“今朝胃口不太好，最好调调口味。”我就和李同志一起在楼上的小厨房里单独为她开小灶。首长吃了，很开心，说：“你们烧的菜我很喜欢吃，平时总是厨师烧，一直是这个味道，由你们来调调胃口很好。”有时候，我要到厨房里亲手为首长做上一两个苏帮菜。我最拿手的是豆腐干炒肉丝，里面再摆些辣椒丝，这道菜也是首长最喜欢吃的。后来，首长到了晚年，嘴里没味道了，就开始吃点像牛肉干、话梅、橄榄等小零食。
汤：首长对厨房里做的一日三餐满意吗？
钟：在首长身边工作，最容易出毛病的就是厨房。有的菜可能淡点，有的菜可能咸点，都不碍事。我跟首长近30年，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没有看见她动过肝火，只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在上海掘掉了她父母的坟墓时，她在房间里流了不少眼泪。那天，我亲耳听见首长在房间里叹气：“真正作孽！每个人都是爹娘生出来的呀！爹娘养了子女，我却连尸骨都保护不了！”
汤：首长平时是和你们一起吃饭的吗？
钟：首长的一日三餐都是我送到楼上去的。首长很忙，每天的信呀书报呀一捆一捆地寄来，有时候我端了饭菜上去，她还在忙。我叫她吃饭，她才吃饭。等她吃完了，我才上去收拾碗筷、盆子。有时候，首长会问我：“兴宝你吃过了吗？”我为了让她放心，就骗她说吃过了。
汤：您后来还为宋庆龄收发过书信什么的？
钟：是的。通讯员呀！我到首长身边后，首长常常叫我送东西到“中福会”去。后来周同志（上海寓所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笔者注）调来后，我就不送了。还有，到了北京后，每天的信呀报纸呀什么的，也都是我从杜述周（宋庆龄的第四任警卫秘书。笔者注）手中接过后，再送到楼上首长手里的。首长有信呀、条子要寄出去，也都是我上去拿着送下来交给杜秘书的。首长的朋友多，客人多，以前周和康没来时，上海家中的东西或信件都是我去送的。有些地方我不认识，她就会写张纸条，让我按着地址门牌去寻。她比较熟悉的几个老朋友的屋里我都去过，像沈粹缜、史良、许广平，不少人呢。还有一个罗大姐（罗叔章。笔者注），她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做过首长的秘书。至于北京寓所的东西与信件，一向都是警卫秘书负责开车送去的。北京地方大，保姆没能力走那么多的路去送任何东西的。
汤：宋庆龄对您真信任！
钟：主要是首长对我好。你别看她是一个首长，待我们一点架子也没有，真像自家人，我怎么能不对她赤心忠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