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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专访 | 梁光玉:如果重新选择,我仍首选编辑

时间: 2021-09-30 热度: 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7 月 29 日,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在京举行。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社长梁光玉荣获优秀出版人物奖。

获得新闻出版领域的这一最高奖项,梁光玉觉得是给自己颁发了一张编辑“合格证”,是对自己近四十年编辑工作的认可和勉励。仅此而已。

实际上,远非“仅此而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编辑行业,梁光玉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他策划编辑了一系列既畅销又常销的图书,带领团结出版社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特色出版之路,使得该社10年内9次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100强”行列,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出版社。

缘于发自内心的热爱,寻找到优秀的作者,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和激情的火花,通过图书呈现并形成完整的出版链条——梁光玉说,他的出版观,就是人文诗意的表达、自由愉快地创造图书精品。

这位 80 年代的复旦才子,身上依然保持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梁光玉,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巨轮起航的日子,一方面种种清规戒律仍旧禁锢人们的步履,另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变革和惊喜。图书,成了新时期人们精神生活中最敏感、最活跃的元素。“走向未来丛书”“西方名著译丛”以及《读书》杂志等,是那个时期最时尚、最敏锐的文化符号。新思想、新潮流令人目不暇接,读书人亢奋异常,大学生更是沉迷其间,眼花缭乱。梁光玉作为一名文科大学生,阅读了各种能接触到的新书,有时为了购买自己喜爱的新书,四处举债,事后又懊伤不已。尤其那些人文性强的经典读物,他如获至宝,兴奋不已。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羡慕、向往编辑职业,憧憬未来做一名称职的人文图书编辑。

机 会 总 是 青 睐 有 准 备 的 人 。1984年大学毕业,梁光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科研部,他和另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老大姐负责创办一份全国党校系统理论科研类刊物,那就是后来全国知名的百佳期刊《理论前沿》的前身。

梁光玉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恰逢中央党校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彻底否定“文革”的黄金时期。梁光玉说,他特别感谢这三年,这是他编辑工作的起点,虽然是在做刊物编辑,但中央党校当时思想学术交流异常活跃,老中青学者交往开放、平等、坦诚,让他获益良多。

在三年的期刊编辑工作中,梁光玉结识了当时很多知名、有影响力的学者,也策划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皆强的栏目,如国内最早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他经常熬夜看稿,每次接到那些迸发着思想火花的文章,总是兴奋不已。

中央党校的三年编辑生涯,对梁光玉来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他的视野不断开阔,对各种政策的了解和把握逐渐成熟。最令他自豪的是在全国党校系统的理论刊物上不断推出国内外文学、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前瞻性文章。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时国内各种思想和文化动向,积极参加新思想、新文化交流推广活动。1986年,国内文化寻根热乍起,他和两位青年同志重走古代丝绸之路,调研西北地区历史民族文化,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行走一个来月,亲身经历的一切令他终身难忘;他踊跃参加很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培训,包括去深圳大学参加第一届中国比较文学培训班,第一次见到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如杜维明、乐黛云等,听他们介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新方法,感受当时学术研究的空前活跃和开放。他愉快地接受知识界的各种滋养,似乎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湛蓝的,甚至路边的白杨树都充满着青春的快乐。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出版业百废待兴,充满勃勃生机,人们求知若渴,对书籍的需求日益旺盛。年轻的梁光玉感受到出版界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希望投身出版大潮,在图书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因为他觉得比起刊物,每一本图书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更具独立的生命力,更能呈现编辑的思考和对选题的策划水准,对他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1987年7月,梁光玉调入工人出版社,一待就是十年。分管文学编辑室的副总编南云瑞、文学编辑室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他们都是文人,懂出版,识人才,脑子里没有条条框框,具有浓郁的文人气,和作家交往真诚平等,对某本书有不同评价完全可以争论、探讨,当时出版社呈现出较浓厚的开放、民主的工作氛围,对梁光玉有很大影响。

直到今天,梁光玉依然记得当初看完《白鹿原》的感受,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憾,竟使他几天没缓过劲儿来。他觉得《白鹿原》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小说,甚至可以和《静静的顿河》相媲美,中国文学早就需要这样的好作品。此后,梁光玉更关注时间跨度大、反映国家社会、民族命运的厚重的文学作品,这甚至成为他编辑文学作品的自觉追求。也是在这种追求下,他拿到陕西作家程海的《热爱命运》时没有丝毫犹豫,尽管当时他对图书市场不是很乐观,仍不懈努力,坚持争取出版。那一年,“陕军东征”在文坛一炮打响, 《热爱命运》出版后,一个月内多次加印,发行量超过三十多万册。

梁光玉很看重作者的才华。他希望多发现一些程海这样的作家,然而很多时候,好作品可遇不可求。文坛有一种普遍现象,即使著名作家谈起自己的作品,永远在谈第一本,就像谈起初恋般充满感情。有一句话叫“成名即死亡”,很多作家成名作即处女作,因为他们的第一个长篇往往是厚积薄发。鉴于此,梁光玉牵头策划了“长颈鹿文学丛书”。他说,长颈鹿脖子很长,总能够得到最鲜嫩的树叶。他希望这套长篇小说丛书能开拓新的出版领域,发现更多有潜质、有才华的作家。于是,《蓝调孤独》出版了,这是一位无名作者写的第一部书,书稿不尽完美,但是深刻、有品位,对人性的把握很独特;陕西著名作家邹志安以短篇著称,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多情最属男人》也收入此丛书出版了。

善于“发现”的能力,使梁光玉挖掘了一批优质作品,也使他越来越具备优秀出版人的胆识。作为编辑,他对自己始终有几点要求:首先是为人处事追求光明磊落,因为他坚信真诚最有力量;第二是做事认真负责,有担当;第三,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换位思考。他认为,好编辑首先是一位好读者,有内在的阅读冲动,其次则是专业素养,必须有案头功夫。案头工作决定厚度,但不决定高度;第三是要对社会、对外在一切强烈的关注,思想和格局才决定出版的高度。无论年轻的时候作为普通编辑,还是后来担任团结出版社的社长,梁光玉始终敏锐地在芸芸众生中捕捉着那些思想和才华的灵光片断,一旦发现,果断助力出版,名家书稿如此,无名作者亦如此。

1997 年,34 岁的梁光玉调入团结出版社,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社长助理、常务副社长、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社长。

多年间出版领域摸爬滚打,梁光玉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规矩。

他理解的“规矩”有多层意味:一是国家层面的出版政策,必须懂得并遵守出版规矩;二是出版内容,作为文化工作者,编辑的图书必须是对文化建设有意义、有贡献;第三,要有出版人的良知和底线,对有损规矩的错误必须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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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传》是梁光玉到团结出版社后策划的第一本比较有影响的图书,也是国内顾准的第一本传记。为此他下了很大功夫,在图书社会价值的完整性上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编校过程匆忙,读者发现了个别编校错误,梁光玉主动提出自掏腰包三千元,按当时的有关规定做了赔偿,并多次自我检讨。团结出版社关于编校差错赔偿的不成文“规定”也从他这里开始立下了规矩。“出版社处理是一码事,自己责编的书出了差错,必须自己承担责任。”此后,出版社对编校质量的把关更为严格,除了三审三校,每年多花十几万元用于专家审读。即便如此,梁光玉还是有点“怕”,情愿多设几道编校防线,并再三叮嘱编辑工作要慢下来,哪怕少出几本书,也要保证图书质量。

他始终对编辑工作持有敬畏之心。在梁光玉心中,此“敬”是广义的,敬星空、敬大自然,敬所有人类文明、人类情感,包括人类文化的传统习俗,优秀的、原创的、精致的作品都值得致敬;所谓“畏”,则相对具体,就是不能损毁人类种种美好情感和传承下来的优良精神原则,不能让一件精神文化产品出现不该有的瑕疵。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有尊严的东西都值得我们终生敬畏。

正因如此,他坚守原创和精品的出版理念,坚信内容为王,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互联网时代,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高科技、多媒体的冲击,只会对图书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图书内容是人类智慧的创造性产物,不应该被所谓人工智能打败。只要有好的图书,就会有喜欢它的读者。梁光玉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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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梁光玉和老朋友、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在北京聊天谈图书出版,聊到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历程,历史上西方如何认知中国,结果俩人很快碰撞出一个选题:出版一套描述中西方相互认知历史的图书,书名就叫《西方的中 国 形 象》《中 国 的 西 方 形 象》。1999 年推出,当时从读者的理解和市场角度考虑,“中国形象”的说法还不普及,读者很可能对这两种图书产生误解。考虑再三,出版社在付印前夕更改书名为《2000 年西方看中国》《2000 年中国看西方》。书甫出,读书界一片叫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接到周宁教授的赠书后表示,这是她很早就想做,一直没做成的事情。

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担心不够普及的“中国形象”在当下不但口口相传,还成为中国崛起、民族复兴中最常提及的关键词。于是梁光玉周宁这两个老朋友,提出恢复原有书名,周宁的博士生王寅生参与修订,补充完善后再版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这套书不仅见证了一段跨越二十多年时光的友情,也是梁光玉编辑生涯中一套很得意的编辑作品。

直 到 现 在 ,梁 光 玉 也 依 然 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这套书是各种不同人群初步认知了解东西方文化交通互相影响的入门书。这套书能够出版并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他当时关注到社会热点,形成自己的想法,同时又找到理想的作者。

 “编辑策划图书实际上是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投现,呈现的是编辑者的思想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也是作者。”梁光玉认为,作者的表达和创作冲动通过作品体现,编辑的思想和见识通过策划的图书展示,或隐性或显性地表现 自 己 的 主 张 、见 解 、态 度 和 观点。所以梁光玉说,当好编辑足以自我欣慰。这是一种境界,虽然不可能每种书都能实现理想,但是一生有一些书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作为一家出版社的领头人,梁光玉的个性色彩为出版社注入了难得的活力。在复旦大学,“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流传度与影响力甚至远超校训。从复旦大学走出来的梁光玉,将这句话恰到好处地融入了自己的出版理念。

他认真地对“自由而无用”辩解:要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这句话。文化是自由而无用的,因为文化浸润于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故不能为物所役,汲汲于功利。出版工作开启民智,则必须追求品质和社会效益;优秀的出版物能够提升人格、开阔视野,助人战胜平庸、提升格局,这也是社会功能的体现。“我喜欢读的书,用心编的书,无非也是人文情怀的融合和体现,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满足。”梁光玉说,我们说的“无用”,是指不能太急功近利。具体到出版,就是要有理想,要有家国情怀、人文情怀,本着这个原则,团结社的出版,一重原创,二求品质,三要创新。对选题严格要求,抵制注水的大路货,推出了一系列既叫好又叫座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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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太阳》原是一本描写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图书,出版后默默无闻。2005年抗战60周年,梁光玉和班子成员一道研究,决定重新开发该选题,以《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纪实》为题重新推出,几年来已重印二十多次,并已开发为系列图书,目前出版到《国殇(全十册)》,包括国民党空军抗战、海军抗战、谍战、印缅抗战、国民政府大撤退等,“国殇”已成为中国军队抗战的代名词。

任何书畅销是有历史机缘的,包装只是手段。梁光玉说,《国殇》的畅销,应了天时、地利、人和。“天 时”是指当时海内外隆重纪念抗战60 周年,两岸交往日趋正常,市场环境相对宽松,还原被遮蔽的真相,还历史以真实面貌的时机成熟;二是地利,团结出版社选题资源优势是民国和国民党的背景;三是人和,出版社同仁齐心协力,把过去出版的图书重新规划,提升书的品相。2003 年,当时担任常务副社长的梁光玉富有前瞻性地提出“项目营销”理念,对《穿越艺术》《都是英语惹的火》《金粉世家》等重点项目采取了“项目营销”策略,不仅增强了这些重点图书销售效果,同时提升了整个出版社的知名度,使同类选题图书形成良性循环,很多优秀作者和题材也蜂拥而至。

把握资源优势站稳脚跟,同时更要拓展资源。梁光玉把民国时期看作是思想文化史的第二个“春秋战国”,当时新与旧、中与西,各种思想思潮自由碰撞,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极为活跃,产生了诸多文化大师。“民国文化是一座很深的富矿,现在大家只注意到覆在表面的花草,挖掘还远远不够。”于是,团结出版社从最初的国民党人物传记扩充至整个晚清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艺术、学术乃至普通人的传记,力求从历史真实和艺术个性两个角度呈现民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梁光玉认为,传记人物有永恒的魅力。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一部优秀传记相当于和一个非凡的人物畅谈。任何时代,读任何书都不如优秀的传记更有意义,《史记》独步历史两千多年,其非凡的魅力即源于此。根据团结出版社人物传记的出版特色,梁光玉策划了“名人之后写名人”传记出版计划,《我的祖父马连良》的作者马龙、《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作者黎遂、《人间事都付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作者周仰之、《我的伯父田汉》作者田海雄等,都不是专业写作者,却在他的鼓励、引导和推动下写出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佳作。比如周仰之女士,是工科学习背景,长期在海外工作,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后,梁光玉当即鼓励她写好此书,并与她一起策划,继《人间事付与流风》之后又完成了《梦思故国静听箫》。他发现,周仰之的叙述看似不十分讲究章法,但那种聊天式的写作风格,容易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周仰之对祖父的评价,虽只是一家之言,却为文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一部不多见的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长篇散文纪实作品。这部作品 2016 年出版后,入选当年度《中华读书报》传记·纪实类十佳作品。

大人物的人生固然可歌可泣,大时代背景下的草根人物也有其非凡的价值;名人传记是传记的常青藤,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折射大时代的风云烟尘。近年来,梁光玉提出一个理念:坚持在名人传记出版的基础上,为普通人立传,共享草根人生的心路历程,提 出“小人物,大历史”的出版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人物传记出版成为团结社的名片,目前为止,团结社的人物传记出版物在全国六百多家出版社中动销率、品种率均名列前茅。 

在担任编辑之余,梁光玉对我国的出版事业和出版中的媒体融合进行了理论探讨,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撰写了《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走出去》《传记书中的“罗生门”现象》《纸世界与屏媒体碰撞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和谐共存》等理论文章,提出了自己对出版和媒体融合的见解。

2018 年底,团结出版社完成公司制改制,改制成为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梁光玉担任执行董事兼社长。

尽管十几年前就已走向市场化,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对多数员工而言,心理上“安全带”的取消 ,是 阵 痛 ,更 是 寻 求 创 新 的 机会。国外数字出版已超过纸质出版,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不可能走在别人前面。思来想去,梁光玉和班子成员认真探讨,觉得最好的切入点还是人物传记,于是便有了创建“人物传记音视网”的思路。三十多年来,团结出版社人物传记系列已形成丰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依托团结出版社多年打造的人物传记图书品牌,及一定数量规模的传记版权基础,广泛整合华文出版优秀传记图书的丰富资源,希望做到人物传记电子书、有声书、相关影像资料,全方位信息‘一网打尽’”。梁光玉的目标是:可读、可听、可看,有摘选,有全文,读者要在人物传记音视网上享受全方位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该网面向的不单单是团结社自身图书,而是面向整个华文图书优秀传记图书,逐渐延伸,逐步寻找盈利模式。

作为人物传记图书向数字出版迈进的一次综合性交互平台的试水,2012 年底,团结出版社“人物传记音视网”正式上线,设置了包括政治人物、军事人物、草根人物、口述历史、原创传记、微传记等十大栏目。团结出版社与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委员会小说连播研究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根据人物传记的不同特点,启用了不同风格的著名播音艺术家朗读。每种图书精编成二三十集,每一集时长二三十分钟,在享受听书的同时,还有精彩的视频为读者回放传奇人物的人生华章。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数据库’,力图把真正优秀的人物传记做进去,甚至做成繁体字和英文,希望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扶助,通过网络独特的内涵和表现手段进一步扩大影响。”梁光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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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App上线仪式

 2017 年,他们又成功申请了国家财政部“特写”App项目资助,继续围绕人物传记的资源优势,打造智能手机“中国人的微传记”平台。作为第一批改制的出版社,梁光玉设想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改革红利,借助转企改制的东风,进一步扩大发展。经过几年的发展,团结出版社紧扣人物传记这一出版特色,先后打造了“人物传记音视网”“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传记数据库” “人物传记(非虚构)多媒体出版服务平台”(即“特写App”)等融媒体平台,促进了出版社的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和媒体融合发展。团结出版社积极拓展融媒体建设,利用纸质图书的优势,融合所有资源,实现线上线下并重。

 “围绕人物传记,我们做到了三个打通:PC 机和智能手机的融合、鸿篇巨制和个人小文之间的融合、大人物和普通人物之间的融合,多媒体更打通了音频和纸质出版的融合。”梁光玉认为,现今无数个 APP 开发如雨后春笋,但是多数的归宿都是夭折,惟有内容丰富、风格独特者,才能赢得生存。他对团结社的这一款人文风格独异的“中国人的微传记”App充满信心。

采访后记

 “一个人因为热爱阅读而从事编辑职业,出版尽可能多的优秀图书,让更多的人读到,与朋友面对山水把酒品茗,谈风论月,是我最向往的职业状态。”三十多年间,梁光玉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出版业发展和商品大潮,如果重新选择,他说,最吸引他、最有诱惑力的工作还是编辑。在他看来,编辑是有尊严、有创造性的职业,当编辑是幸福的、体面的,也是最有诱惑力、最能打动自己的职业。无论自己做编辑,还是带领出版团队,能有十本八本拿得出手的好书,会有一种自豪感。“不见得都能像李白杜甫的诗歌能流芳百世,但我希望我发现的作者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唯一。”这是梁光玉所向往的,何况把好书推荐给读者,是一种心灵的交融,也许启蒙,也许怡情解闷,也许只是相视一笑,都有可能。那种满足感、获得感无法用金钱衡量,这种超界质的精神传递和契合,是其他任何高收入的职业无法取代的。

采访的最后,梁光玉回忆起小时候的故事。老师问同学们:什么最快?有的同学答时间最快,有的同学答光速最快,梁光玉回答:想象力最快。

那时,梁光玉还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自己所从事的编辑事业,正是想象力无限发散、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的事业。一块芯片可能包含数亿的电子元件,可能控制从计算机到手机等一切高科技。但人类的情感和智慧高度契合的文化工作,是高科技抵达不到的境界。“所以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发达,精神的引领仍需要我们不断去开拓,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需要我们不断地推向山顶,这是人类精神无止境的较量。从宇宙学来讲,地球终有一天会毁灭,但是人类精神肯定永放光芒。”梁光玉说。





作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