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国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就像老友一样，不离不弃。晨昏相守，愁苦与共。二十年前，我当兵转业时，啥行李都不要，就带两大包书回到廊坊，这两包书陪同了我十二年的军旅生活，是这些书籍充实了我的军徽，丰富了我的头脑，给了我成长，亲密如友。
转业之后，家里房子小，儿子占一间，我的书房梦肯定是不能实现，在爱人强烈要求下，我对那些书实行了“精兵简政”、“否定之否定”，留下精华，含泪将书卖给收旧物的摊贩。
出差机会多，也爱买书。风物志、历史传记、文学作品、名人轶事、自然地理、风光画册……都是我喜欢的内容，书也就多起来。
越来越多的书放到哪里？最终都成了“散兵游勇”归入房间的各角落。我就像游击队长一样，带领它们开始“打游击”。
床厢里有看过没看过的陈年老书、几个床头柜上有一摞摞新书，门厅柜里有“精华本”，电脑桌上有“豪华本”，沙发靠背上面也有“简装本”，沙发坐垫上也有一两本杂志，电视柜下面还有一摞，甚至厕所洗漱柜抽屉里也要放两本，也是方便如厕大好时光不被浪费。
儿子的领地是坚决不能“侵犯”的，只能以这种“游击”方式求得生存。用爱人的话说，家里犄角旮旯里都是我的“破”书，有点闲钱都买了书。
“枕上诗书闲处好”，这样散乱的状态，方便了我读书。书是信手拈来阅读为好，如果特意去翻箱倒柜寻某本书来读，可以把家找翻天。每摞书的最上边那一册总会被我优先光顾，看完后，下面那一册才能升为“最高级”，直到把这一摞书全部看完，才将它们安置到床厢里，门厅柜里，实现它们的驻地“换防”，这两个地方是它们最终“根据地”。
小房子换大房子，从两室变成三室。我很开心：终于要有我一个“书房”了。但是高兴太早，爱人早有她的“高屋建瓴”战略，儿子从小房间变成大房间，中间的小屋让爱人收拾成整洁的“客房”，一床一柜，干净利落，她家亲戚较多，来人频繁，坚决不让我染指。那些可怜的“战友”在我这个无能的队长带领下，只能继续打游击，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稳固的“红色根据地”呢？
爱人是爱干净的，明面上不允许杂乱无章，但是隐秘角落却是什么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塞进去。在门厅柜里，她把鞋袜子和我的书放在一起，书香就有了臭袜子的味道，不知道我的“战友”是怎么忍受的。
过两天，我会继续让那些书出现在马上能看得见的地方，能顺手拿到的地方。爱人又是一番愤怒：“这个家没有你这些破书乱不了，是吗？赶明儿把这些书全给我清走！”
我据理力争：“咱们家要感恩这些书，正是因为这些书，我才有了知识，才能奋斗出现在的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你们娘儿俩都是‘沾光族’。”
爱人反应更快：“那它们该退休了，别老占着个地儿。”
我赶紧补上笑脸：“咱们不能过河拆桥吧？”
“你少二皮脸，赶紧的，该清快清，要让我清就全盘否定。”
在如此几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时候，我赶紧将那些明面的书收拾好，找个空箱子，放起来，等过几天，爱人心情好了，再把这些“战友”请出来，让它们出现在阳光下。
过日子很上心的爱人文化浅，指望她如同我一样爱书是不现实的，她认识不到书对于这个家的重要性。她活得很随心所欲，每次到家，进门就脱袜子，好像袜子是她脚上的负担，家里除了厨房没有她的袜子外，所有的房间角落都会有她的袜子，往往还是单只，另一只就是找不到，怎么分开的也不知道。还有她的化妆品，随手用随手扔，用时就是找不到。一找不到就要怒火中烧，这个时候，我就是最好的出气筒：赶紧给我找，找不到，你的书就要倒霉。我爱书如命，为了不让我的“队员”有个闪失，我赶紧给她翻箱倒柜，你说她放置的物品，让我去找，我哪里能找到？然后会得来一阵骂：“你就是德国汽车，奔驰不叫奔驰，叫笨死。”这样的场景多了，我也无法和她生气。
书和袜子还要继续为邻，我带领的“游击队”就这样屈服地在犄角旮旯里生存。能够随手拿到的书，才能被认真地阅读和吸取。以前读书，手边要有一本新华字典，有一支笔，看到不认识的字和词语，可以查字典。现在阅读起来，有手机“度娘”问个明白。这些年，因为可以“随手阅读”“信手拈来”，很好地克服了年轻人的“手机控”，也读了很多很多书。成套的文学杂志《十月》《当代》《小说月报》《长城》《花城》，还有很多小说《钢铁脊梁》《铁兵谣》《桔子熟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通过《地里中国》认识了很多地方，可可托海、可可西里、民风中的鄂尔多斯、信天游的文化根，在《人与自然》中认识了梅花和腊梅、国槐和洋槐、连翘和迎春、火焰树和木棉树这些容易混淆的植物。知识在随手阅读中丰富，写作在信手拈来中提高。
当然，厕所是读书最好地方。如厕久了，是因为被书迷住了，爱人会喊：掉厕所啦？厕所读书境界最美，下面是排空的舒畅，上面有阅读的乐趣。一进一出是很和谐的，入的是书香，排的是粪毒。这是身和心的健康大循环。只要爱人张罗干家务的时候，我的屎尿肯定来得及时，上厕所是谁都管不了，最少可上半个小时，等出了厕所，家务早上急性子爱人做完了，为此总说我是“懒驴子拉磨屎尿多”。
儿子上大学以后，他的书柜开始被我的“游击队”“蚕食”，一步步“占领”。把那些青少年读物和中学教辅，统统送给爱人亲友的孩子们，赢得他们一阵欢呼。清空后，就把我的铁血“战友”安置进去，给儿子来个既成事实的局面，儿子寒暑假回来，把他买来的书放进去，又把我的“游击队”轰出来，摞起来扔在地上，儿子有他妈的庇护，也是我惹不起的。
这还不是最惨的，201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进屋，就如同到了桑拿房里，蒸汽弥漫，气温高达60度，屋子已经是水漫金山，我们挥汗如雨将满屋的积水清理干净。原来是水管老化，断裂后，有水流，热水器就自动开启，所有的屋子都进了水。把屋子清洗了一遍。过了一阵子，家里弥散霉腐怪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偶然看见床脚有白霉粉末，掀开三张床，原来木头在发霉。我的那些书在坚守“根据地”中也被洗了个“烫澡”，本本滴答着水，册册“落汤鸡” 。晾干以后，书香气息全无：“霉饼”、“发面馒头”、“自来卷”、“黑面书生”都是这些“游击队员”牺牲的惨状。爱书如命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字”高无上》（刊发于2019年第九期《西部散文选刊》），说人对文字要有敬重之心，对书更要尊重，因此痛心不已。不得已，只能含泪把这些面目全非，相处多年的“战友”殓入垃圾袋，希望它们有一个好的归宿，焚烧发电或者重化纸浆。那次“水淹七军”，让我难过了很久。
2018年初，我在报社的工作重新调整后，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书也买得更疯狂，家里只要能下脚的地方都是随手可及的书，连同爱人随手的衣服、化妆品和臭袜子，可以说狼藉一片。一有客人要来，就赶紧规整，爱人收拾起来就烦躁，然后在怒火中烧里狂卷：“你见了书，比见了你爹还亲，你看着，再买书，我不给埋你爹似的埋了，我不姓张。”
“你可以跟我姓谭。”我立马送上二皮脸笑容，“埋爹？埋去吧，反正我爹早就不在了。”
“你给我滚，哪儿远，滚哪儿去！”换来的是更大怒火。这个时候，我只能赔上更多的笑脸，不能呛火。要不然，我这个未尽责的游击队长，将又会损失一批“队员”。
有时候看到爱人这样残酷的表情，我想，她应当算是哪类“敌人”呢？好在她没有真的“残害”这些“游击队”，应该算作可以“改造”好的“国民党”吧？
这些年，因为狂热地读书，勤奋地写作，有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有的文章多次获全国大奖，长篇小说出版后荣获梁斌小说奖……读书算是有了成就感。
儿子搬到新房里去住了，疏于对他“故居”的管理，我为了解决这些“游击队员”的生存，明目张胆地把那些书“请进”儿子的书橱。经过一番努力，书屋像模像样，心里窃喜，我终于不再打游击战争了，有了属于自己的书屋，书可以高贵起来。不曾想，没有几天，那书屋被爱人变成了储藏室和杂货铺。今天一袋米，明天一袋面，后天一箱饮料，再后天就是一桶油，还有几箱归冬的衣服，几箱酒，当然少不了几双旧袜子。书房有茶是很好的搭伴，酒次之。其他明显不伦不类，我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客厅整洁、饭厅干净，卧室轻装。
十几年的“游击战”应该有个说法，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我准备了充分的理由，找爱人心情好的时候“谈判”，可是不敢“开会”，否则，开会就变成了对我的“专政”。
“张兰英同志，你想咱们家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呢？”我先来个“曲线救国”。
“当然是知书识礼，淑女贤惠的儿媳妇。”这是所有家庭都希望的儿媳妇。
“那咱们家首先应当是个什么家庭呢？”
“过日子的家呗，还废什么话！”
“那是一方面，我说是对咱们家的定位。”
“什么是定位？”
“就是我们家以什么品质形象出现在儿子未来的女朋友面前，小市民之家、知识文化之家、城市商人之家、农民土豪之家（爱人还是农村户口），这些都是决定你未来儿媳妇怎么看咱们家，你儿子想搞个什么样的对象，明白吗？”分析透了，爱人明白了。
“当然是知识分子家庭了，我也愿意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来咱们家。”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发表了建议。
爱人不置可否。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好好装修出个书房，体现这个书卷气息之家，也就维持现有随手都是书的局面。
谭、张达成“国共合作”，我带领的“游击队”终于要结束二十年的“游击战争”了，将会有属于自己的“红色江山”和“革命根据地”，为成就“知识分子之家”，我将继续努力，读好书，用好书，写好书。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对家准确“定位”后，儿子心满意足地牵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那个女生知书达理，这也算是多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胜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