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从庄襄王登位起，便进入了吕不韦时代。
庄襄王在位三年又撒手人寰。幼冲之年的太子嬴政登临秦国王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手操国家军政大权的相国。
在秦国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下，吕不韦光彩鲜亮达十二三年之久。他虽然是商人出身，然绝不是政治上的白痴。他接过秦国先辈兼并天下的接力捧，继续带领秦国向统一天下的目标疾奔。
吕不韦治秦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宽政待民。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他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秦庄襄王发布诏令：“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施于民。”意思就是释放罪人，表彰先王的功臣，厚待王室宗亲，对老百姓广施德惠。自公孙鞅变法以来，秦素以严刑峻法出名，人们动辄得咎，心中很是紧张与畏惧。吕不韦以宽济猛、宽猛兼用的治国之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招揽民心、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
2．灭亡东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公元前250 年，秦昭襄王发兵灭掉了周朝最后一个国君——周赧王的统治，周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河南巩地，仍然还存在着一个小国东周。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然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因此， 它的存在，自然而然就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天下的一大障碍。
公元前249 年，小东周竟乘秦国接连发生国丧之际，自不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机会，亲自率兵东进，一举灭亡东周， 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的版图。
对待末代周公，吕不韦并没有杀其性命，而是下令将其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供其香火。吕不韦的这一举措，明显地反映出了他不同于秦国往昔的战争观念。他既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种形象，对于改变天下人对秦国以往“凶残暴虐”的看法、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3．东进拓土。在灭亡小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迫使韩国将成皋、荥阳割让给秦国。秦在那里随即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秦东进道路上的咽喉所在，秦国得到它们，便打通了通往关东各诸侯国的通道。至此，秦国的东部边界已经逼近魏国都城大梁。
公元前248 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又派蒙骜大举进攻赵、魏。先后夺得太原、高都、汲县、榆次、新城、狼孟等37 座城池。
公元前247 年，吕不韦派王占领韩国上党，建立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公元前244 年至公元前243 年，吕不韦派秦军接连攻韩国13 座城池乡及魏国两座城池。
公元前242 年，吕不韦派秦军伐魏，攻取20 余座城池，并在此地设立东郡。
公元前241 年，吕不韦派秦军灭掉卫国，并夺取魏国的朝歌。
公元前240 年，吕不韦派秦军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等地区。
公元前238 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桓、蒲阳、衍等重要地方。
昔日兵强地广的赵、魏、韩，现在连苟延残喘的能力也快要丧失了。
吕不韦的远交近攻、连续东进的政策与行动，为秦王嬴政亲政后最后灭亡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兴修水利。面对秦国虎视东雄的态势，韩国想出了一条自保之计。这条计策就是派当时著名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表示帮助秦国修建一条能够灌溉关中土地的水利工程，以此来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其阻止或延续秦国东征的目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既然郑国有这样的建议，吕不韦自然高兴与批准。
后来，郑国的阴谋败露，吕不韦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继续指挥把水渠修完。这项水利工程，后来被命名为郑国渠。
郑国渠修成以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充足的水利资源，保障了三秦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百姓的生活，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更坚实的物质实力。
5．大量引进人才，编撰《吕氏春秋》。在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下，吕不韦开始思考天下统一后，应该如何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的问题。于是，他广泛地从东方六国吸收、引进各类人才，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治国主张与理论体系。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共161 篇。它是中国第一部有主编、有宗旨、有计划、集体编写的政治论著。这本书吸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道德、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乐律、术数等，综合诸子，采精录异，自成一家。这本书的编纂与问世，实乃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比较详细系统地记述了吕不韦的治国思想及其主张。
他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主张只有天下统一、思想统一，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太平。他推崇“王者执一以一众”，圣人“能齐万不同”的政治模式，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的 统一。
他主张无为为本，德化为主，法术为辅的治国方略。
他赞成儒家的治国理论，却又摒弃了儒家的繁文缛礼、迂腐之论，兼论王霸，重视耕战、法制，比儒家更富有求实的精神。
他同意法家治国，但是却摒弃了法家专任刑法、轻罪重罚的偏弊，主张以无为、德治为主，比法家的代表人物更富有政治的理性。
他欣赏以自然为本，以无为为宗的道家思想，主张将它作为帝王之学的哲学基础。但是，他又摒弃老庄独任清虚，去礼法、薄仁义之弊，主张综合运用各种政治手段，积极求治。
应当说，《吕氏春秋》代表着吕不韦这样一种治国方略与文化政策： 以变法与法制为核心，将法家的法治与耕战、儒家的礼治与仁政、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权术、墨家的义治与节俭以及阴阳家的时政、名家的正名等， 融治于一炉，形成一种相当完备的适应“大一统”需要的政治理论体系， 在有利于君主政治的前提下，不尊奉一家一派，力图超越诸子、融通百家， 包纳一切有用的思路、方略与治术。
《吕氏春秋》集中了吕不韦的政治主张与施政纲领。可惜，由于他与秦王嬴政之间存在着不可和解的矛盾，这本书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秦始皇打进了冷宫。
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说过：“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